保卫局负责人十几分钟之后就亲自带着谢昌云的案卷来到了周恩来面前。
把案卷和一军团的报告一比照，周恩来很快就看出了其中的倪端。
“去把谢昌云带到我这里，我要直接和他谈谈”周恩来吩咐道。
“这个恩来同志”保卫局负责人没有离开，话语有些吞吞吐吐。
周恩来立刻紧锁浓眉道：“你们是不是对谢昌云用刑了？”
“恩来同志，这你是知道的，对一些死硬的敌人，有时候必须要用坚决的办法来对付他。”保卫局负责人连忙辩解。
“死硬的敌人？你把这个好好的看一遍吧！如果把这个公布于众，国民党蒋介石就要给谢昌云同志的脑袋开价了！”周恩来把一军团的报告递了过去。
保卫局负责人还未将报告看完，头上的汗珠就已流了下来。“恩来同志，这个这个情况我们事先并不了解。你看这”
通敌的人怎么可能会想出这样制敌于死地的计谋？知道肯定是抓错了人，而且还编造了口供和罪证，一旦认真追究起来自己反有助敌之嫌，保卫局负责人向周恩来求援了。
“唉！”周恩来也有些无奈。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对混入内部的敌人和动摇分子进行无情打击和坚决镇压，这也是保证党内和红军内纯洁的重要手段。别说是谢昌云，就是一些地位显要的人，关了还不是就关了！杀了还不就是杀了！即便其中可能会有误杀误判，但这也是为了革命胜利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况且，保卫局也只是一个执行这一政策不可缺少的工具。
“这样吧，聂荣臻同志不是单独写了一个意见吗？‘谢昌云即便是有错，也是属于对敌斗争不够坚决彻底和缺乏斗争经验。’你们就按这个意见下结论吧，撤销起诉，不实的材料一律销毁。谢昌云我就不见了，马把他放出来送回家去养伤，如何安排以后再说。对其的他人不必做结论了，都交还给一军团由荣臻同志妥善处理。”
聂荣臻所提对谢昌云案件的定性建议，其用意显然是在给方面军和中央局找一个台阶下，因为到目前为止，组织上还从未对哪个搞错了的案件彻底平凡过。
对在黄埔军校共事过、又同是从上海来到苏区的聂荣臻的态度，周恩来还是很重视的。
只是周恩来心里也清楚，留了这样一个尾巴下来，对谢昌云确实太不公平了，红军也极有可能会因此夭折了一个难得的人才。以后的一切，就看谢昌云自己怎样对待了。
周恩来随后还是让人通知了叶坪的红军医院，要他们负责谢昌云在家养伤期间的治疗。
谢昌云被关押的消息不可能不传到毛泽东耳中。当红四军派来的骑兵通信员追上正在前往福建长汀休养途中的毛泽东后，毛泽东便当即决定返回叶坪。
这时，谢昌云已经从方面军总部的临时驻地于都，被用担架抬回到了家乡瑞金叶坪。
谢昌云也没想到自己竟是以这样的方式回到了父母身边。
而护送谢昌云回来的肖火旺和教导队战士们，都众口一致的说谢昌云是在带队训练时从山坡上滚下受的伤，所以暂时哄住了不懂医术的谢茂学夫妇。
好在谢昌云的伤势仅伤及了皮肉，除了行动有些不便外并无其它大碍。于是在回家后的第三天，谢昌云半躺在了床上和前来看望他的毛泽东做了一次深谈。
“老师，我想离开苏区到外面去看看！”谢昌云说出了几天来慎重考虑的结果，他已经决定了改变原来的发展思路，准备去尝试另外一条道路。
“哦！为什么？说来听听！”毛泽东虽感突然，但他相信谢昌云不会是因为被冤屈而萌生了脱离革命队伍的念头。
谢昌云道：“老师，中国的革命道路还很漫长，斗争形式也会千变万化。因此我想到外面去见一些世面，除了获取更广泛的知识以外，还特别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对手。知彼知己，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却在我们内部，这促使我想离开这里一段时间，到外面去做一些有利于我们党和红军将来发展的事情。”
“你认为我们内部哪些问题，会让你下这么大的决心？”毛泽东显然对此更感兴趣。
谢昌云接着道：“在老师面前没什么可避讳的。我认为您创下的这块根据地极有可能保不住。”
“昌云，你怎么能这样妄断呢？”毛泽东显然不能接受谢昌云的观点，而且口气也显得很严厉。
谢昌云摇头道：“我这只是根据各种迹象做出的推论。首先从苏区所处的位置上看，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如果一旦连通了赣东北，不但会使南昌两面守敌，还可以直接威逼到国民党政府的腹地江浙一带，这绝对为国民党所不容，所以他们在暂时平息了军阀之间的矛盾以后，必将用全力来对付我们。而中央苏区是处于强敌包围之中，没有背后的依托和广阔的战略纵深，如果敌人采取不断围剿和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凭红军和根据地的军事以及经济实力很难长期与之抗衡。当然，如果我们能够采取正确的战略方针并巧妙利用敌人阵营内的矛盾，也可能会凭借某个变故而生存下去。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机会是很渺茫，因为我们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的发展道路，也没有形成一个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坚强核心，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根本不了解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共产国际的指挥、照搬国外的所谓成功经验。就从中央机关长期放在大城市这点，就可以看出党的领导人还是寄希望于用城市暴动或国外援助的方式来最终解决问题。在这种指导思想的作用下，党的各方面工作必将产生背离中国实情的偏差。比如说您，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采取选择了在敌人势力相对薄弱的井冈山地区首创根据地，又制订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方针，不与敌人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依靠游击战、运动战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这些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却反复受到了批评和否定。而且在现在的情况下，即使老师您身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也无力改变这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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